专访著名摄影家肖全:曾为三毛等人存像建档,今为广州人留影

  肖全,被称作“中国最好的人像摄影师”。他为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、成于八十年代的一大批文化名流存像建档,对于三毛、杨丽萍、顾城、崔健、姜文等人的定格,早已是不可磨灭的影像记忆。他凭借一张单幅摄影,就让“易知难”成了令无数人魂牵梦绕的名字。诗人柏桦“告诫”他说,“肖全,你不要轻易给一个人拍照片,因为你给谁拍,一定是这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照片。”而今,62岁的肖全,开始拍摄广州人。

 

  9月19日,《一起想象新羊城——肖全2021时代的肖像摄影展》将在广州万科花地湾生活馆花花剧场拉开帷幕,展期至10月20日。9月15日晚,应策展人、著名摄影家陈锐军的邀请,南都记者在广州白云宾馆与肖全会面。彼时他刚刚结束了云南的拍摄,兴冲冲地用手机展示自己拍到的华坪女高校长张桂梅——在肖全的镜头下,这位“七一勋章”获得者神情松弛,流露出少女般的好奇与恬静。

 

  肖全已不需要用摄影来证明自己,摄影对他而言,是与世界沟通的工具。近几年,他拍摄了张桂梅、川航“英雄机长”刘传健、“当代愚公”黄大发等中国人推重的精神坐标,也用双脚遍行各个城市,以一天一百多张的强度记录“素人”,希望最终集结成为一本大书。他说:“我觉得当下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时代,不仅对于中国而言,是整个人类都需要齐心协力去面对的。作为一个摄影师,我就想把照相机镜头打开,走进普通人的内心,记录他们在想什么、做什么,也许等到100年之后再回看。”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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肖全。

 

  回到广州

 

  在广州驻足这一晚,肖全说他考虑了很久:要住在白云宾馆,还是江南大酒店?

 

  他极念旧情,记忆力又好得出奇,这座城市有太多可以追寻的回忆。

 

  位于江南大道与昌岗路交界处的江南大酒店(现名珀丽酒店),是他第一次与“师父”马克·吕布相见的地方。年轻的肖全反复品读着法兰克·霍瓦所作的《摄影大师对话录》,上面写道:“如果一个从火星上下来的人,或者一个从公元3世纪来的人问我,20世纪的地球上发生了什么?我会给他看布列松的照片。如果他又问,那接下来呢?我会给他看马克·吕布的照片。”因此,当他听闻这位自1957年便获准进入中国的西方摄影师即将再度访华,并正在寻找一位懂英语或法语的中国摄影师当助手时,不惜辞掉了在《现代摄影》杂志社的工作,埋头补习英语,终于如愿得到了受其言传身教的美差。

 

  “我完全没想到我这一生的摄影会从广州开始、从认识马克·吕布开始。”肖全至今记得,1993年在江南大酒店初见时,老人一头银发,差一个星期满70岁,“那个时候只是亲眼看到他工作,摄影那个‘门’就已经被打开了很多,心气一下就高了,人却变得更加平和。因为你能感受到,这些摄影大师非常‘辽阔’,他们知道他们一生要做什么,所以你就知道自己该怎么做。”在广州拍摄期间,两人也会在白云宾馆底楼的餐厅吃饭,马克·吕布很俭省,他给自己永远点一荤一素,“one fish one vegetable”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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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3年,马克·吕布在广州海珠桥上。

 

  那一年,肖全背着胶片相机和各式镜头,随马克·吕布深入广州的世态民情。他拍下了一批精彩的黑白照片,既师承于玛格南图片社的纪实报道风格,也沿袭了“马克·吕布式”的构图和人文色彩,其后汇编成《跟着马克·吕布拍中国》一书。时隔近30年翻阅这些作品,除了广州火车站、海珠大桥等景致“似曾相识”,大多数人与事都经历了巨大的变迁。

 

  2021年,再回这里拍广州人,肖全将从何处着手?令人意外的是,他给出了一个“佛系”的回答——凭缘分。“时代的肖像”广州站于7月中旬开始招募被拍摄者,接受社会报名,与此同时他也通过老友找人。最终拍摄的100多人中,有大约一半为朋友介绍,似乎有意将这个宏大的拍摄项目拉回到个人尺度,让它带上温情交流的痕迹。

 

  比如这次影展,他拍摄了策展人陈锐军的父亲。

 

  这个提议让同为摄影家的陈锐军感到惊讶和惭愧,继而是深深的感谢。“这次展览之前,我还真是没动过这个心思,因为我爸爸90岁了,平时已经要坐轮椅,整个情绪都很低落,如果说要帮他拍什么东西的话,我也怕他劳累。”结果肖全一来,一切变得顺理成章。他发现陈父做了很多剪纸作品,其中一幅以陈锐军的舞蹈摄影作品为蓝本,那个剪影居然是自己的“铁哥们”杨丽萍;又得知陈父曾是一名军人,便建议拍摄时让老人穿上军装。陈锐军在家里没找到,只好在网络上买了一身。

 

  “我爸爸40年没穿过军装了。”陈锐军说。结果拍摄当天见他一身新衣,从轮椅上站起来,“我一看,突然觉得老爸好帅啊!”取景框中的老兵,擎着那张“杨丽萍”剪纸,自己也说“好像回到了年轻时代”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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肖全为陈锐军父亲拍摄的肖像。

 

  在《时代的肖像》这个命题中,肖全也希望借肖像摄影,勾描出不同城市的内涵。广州与他此前拍过的杭州都是“州”,究竟有何区别?肖全一语道破:要看什么样的人在这里生活。

 

  对于广州,他的理解是:“这个城市是个先驱。中国近现代革命在这里发源,改革开放它也走在最前头。”循着这条脉络,肖全专门拍摄了李济深的后代——在他曾任副校长的黄埔军校门前,拍了彭湃的孙女彭伊娜、叶挺的孙女叶小燕;在陈锐军的帮助下,还找到了写《涛声依旧》《我不想说》的中国流行音乐建功者陈小奇,将现代舞从广州“开枝散叶”的教育家杨美琦等。

 

  肖全说:“如果这次不是找到陈锐军,很可能这个展览呈现不了这样的局面。”他的人生仿佛一直在印证他的信条:“打开一扇门,就会看到好多门。”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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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惠州叶挺纪念馆,肖全拍摄了叶挺的孙女叶小燕。

 

  “我们这一代”

 

  从很多层面上看,1959年出生于四川成都的肖全,有着那个年代的典型性格:纯真和“孩子气”、满怀信仰和希望、“主人翁”般的自信……他在影坛的成名之作《我们这一代》,聚焦的就是他的同代人。“我所说的‘our generation’是什么呢?我觉得是生长于革命建设年代、成长在改革开放年代的这么一群人。”肖全告诉南都记者。

 

  早年间,肖全是海军航空兵部队的一名空中机械师。1983年,在浙江杭州的海军疗养院,他第一次“有意识地”用自己购置的相机拍摄肖像,被摄者是同在此地疗养的干部,其中有一位是上影厂摄影师黄绍芬。这位影像工作者对着镜头和蔼微笑,鼓励年轻人尽情试验,如今的肖全感叹,“如果那时他说‘别瞎胡闹’,可能我从此就会放下相机。”

 

  从部队复员回成都后,恰逢国家为解决人才短缺大力发展“远程教育”,肖全便进入了四川广播电视大学工作,拥有了一台公家配备的美能达X700胶片相机和两个宽敞的暗房。由于那个年代的摄影爱好者都要自带照片冲印技术,如此工作条件显然有力支持了他的“副业”。

 

  肖全最先尝试拍摄的,是活跃在成都的翟永明、钟鸣、柏桦等诗人朋友。在钟鸣自办的文学刊物《象罔》上,他第一次了解到美国诗人庞德——更准确地说,是翻开内页,邂逅了一幅庞德的肖像,大受震撼。肖全在《我们这一代》的《柏桦·赵野·钟鸣》篇中特意记述:“庞德穿一件黑长衫,头戴一顶礼帽,右手拄着一根拐杖,走在一条石头铺成的小路上。图片下有这样一段文字:我不想工作了,一切都是徒劳的。理解来得太迟了。”正是这本自办刊物、这些图片和文字,深深打动了肖全,并成为《我们这一代》的缘起,“当时我想,我的这一生有事情可干了,我要为中国的文学艺术家拍这样的可以感动我和感动别人的照片。”

 

  对于一个当时尚不知名、年轻又清贫的业余摄影师来说,如何才能完成这样的“宏愿”呢?肖全的方式带有“诗歌年代”的热情和浪漫。先是肖全称其为“哥哥”的艺术家吕澎引荐了长沙的一位熟人,到长沙以后,辗转找到了小说家何立伟,何立伟又分别给南京的苏童、叶兆言,上海的陈村等作家写信、写字条……逐渐地像“滚雪球”一样累积起来。

 

专访著名摄影家肖全:曾为三毛等人存像建档,今为广州人留影

姜文。(1995.3 北京)

 

  “那时候文艺界有这么一种相互之间的默契,‘朋友’这两个字很高、很重的。‘出门靠朋友’,只要你拿着我的朋友的推荐信,你到了我这里,我就必须得帮。”陈锐军向南都记者回忆,当年肖全为拍摄《我们这一代》风尘仆仆来广州时,就曾因一个朋友介绍,借宿在他家客厅,“他那时候也没啥钱去住宾馆,就找到我这儿来,我就接待他。那种友情特别简单纯粹。”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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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毛。(1990.9 成都)

 

  1990年9月,肖全在成都拍摄了女作家三毛。他很喜欢其中一张她席地而坐、旁边摆着一把竹椅的照片,对三毛说,无论是构图、影调还是人物情绪,都非常完整。三毛接过照片说道:“肖全,这张照片不是完整,是完美无价。你知道吗?”翌年,肖全出版了三毛摄影专集《天堂之鸟》,著名舞蹈家杨丽萍因此主动联系肖全,请他为自己拍照,这是肖全从单位离职之后、作为“自由摄影师”接下的第一张“客单”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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歌唱演员易知难。(1990.5 成都)

 

  1996年,肖全大型摄影画册《我们这一代》在广州出版,一举奠定了他在中国当代影像史上的身位。如今,已无需赘言,书中这些在文坛、诗坛、影坛、乐坛、画坛赫赫有名的50后和60后们:顾城、北岛、西川、崔健、史铁生、残雪、贾平凹、余华、格非、张承志、王安忆、陈凯歌、张艺谋、姜文、田壮壮、巩俐、陈冲、朱哲琴、窦唯……将黄金年代的精神气质镌刻、封存在了他的影像中。翻阅这本影集,品读肖全有如照相机镜头般绘声绘色的记述,21世纪的读者可以直接穿越到三十年前的文艺现场:北岛和舒婷在茶馆中讲西行见闻;张枣在饭桌上玩文字游戏输给了柏桦;张晓刚的妻子在崔健演唱会的第一排泪流满面……同样奇妙的是,在字立行间,你甚至可以看到肖全骑着自行车东拐西拐,穿行在杭州竹竿巷的身影。

 

  后来很多人问过他:什么时候拍“下一代人”?肖全说:“我不用拍。”

 

  “相”由心生

 

  2014年底,成都当代美术馆时任馆长吕澎用六个展厅重现了“我们这一代:历史的语境与肖像———肖全摄影作品展”之后,肖全于2015年在昆明启动了“时代的肖像”摄影计划,至今已辗转国内数十余个城市,拍摄了数千人。

 

  这个系列的作品中,绝大多数不再是公众人物,而是各行各业的“素人”。“方法论”易辙的肇因,可能要前溯至2012年他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(UNDP)的委托,参与了《2032:我们期望的未来》公益拍摄。

 

  该项目最终发布的短片里,32位中国人面向世界讲述了对于20年后的期望,而肖全为参演这一项目的200多位志愿者分别拍摄了一张肖像,辑书留念。其中唯一的名人是周迅,肖全在片场泡了5天,为这些来自不同民族,性别、年纪各异的拍摄者留下了庄重的照片,观者无不动容。

 

  “后来我就觉得,这件事情应该持续下去。”肖全告诉南都记者,“我觉得他们是值得被历史记住的。正如我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拍的那些艺术家一样,今天的普通老百姓也是应该被这个时代记住的。

 

  拍摄这个系列时,在马克·吕布的摄影方法中很少被使用的闪光灯,逐渐成为不可或缺的工具。肖全认为,这个转变与德国著名人像摄影师奥古斯特·桑德有关。他特意向记者展示了一幅题为《年轻农民》的作品,三位准备去参加乡间舞会的年轻绅士,穿着笔挺礼服、头戴礼帽、手拿拐杖,在田埂上走着,一齐转头正视镜头。“桑德从来不愿意从自己的照片里看到人不好的地方,他想体现被摄者的那种尊严。他在100年前就说,要为他高傲的同胞们留下难忘的影像,我觉得这太有意义了。我为什么不可以在当下、在这个时代留下有尊严的中国人的影像?”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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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中的肖全。

 

  南都记者问肖全,拍了几十年人像,对“肖像”二字是否有特别严格的定义?肖全回答,“肖像”的样式可以有很多种,比如环境肖像,也有像“证件照”式的,故意拍得木讷呆板,甚至还有一种“表演式肖像”,让被摄者装扮成不同的角色。“我觉得摄影本身有它的真实性,但又不是纯纪实,而是一种主观的塑造。我还是愿意用桑德的这种方式,看到他们身上‘应有的’、闪光的那一面,这张照片就是我心目中升起的‘相’,最终是由我和被拍摄者共同来完成的。”

 

  如今拍人像时,肖全更强调其中的“仪式感”:简化的布景,配上明亮的灯光,被摄者仿佛踏入一方舞台,“我就觉得那是一个舞台,那个光(打灯)是对人的赞美。我现在理解的肖像、仪式感,是这个意思。”2018年春天,在成都的龙泉山,肖全动员了一位挑着担子卖麻糖的大爷让他拍照,拍出的照片是他坐在椅子上,泡着茶,身后是开得烂漫的桃花。“后来他就说,他一个月卖麻糖能得2000块钱,他要养活因为受工伤躺在家里的儿子和重病的老婆,我觉得这是一个自食其力的汉子,我说,‘大爷,这个灯是对你的赞美。’”

 

  历经6年的拍摄,肖全“时代的肖像”即将收尾。他透露说:“我现在特别想拍上海,之后再拍两个西部城市,这样中国大部分有代表性的面孔都拍到了。我就希望,假如说100年以后,有人想了解21世纪的中国是什么样的,说不定可以看看我这本书。”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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肖全与策展人陈锐军一起为“时代的肖像”摄影展广州站挑选照片。

 

  采访结束时已近凌晨,正好迎来肖全的62岁生日。他笑道,几天前跟当年的战友聚餐,发现他们全退休了,但肖全正打算注册公司,还想尝试肖像以外的摄影项目。

 

  他说:“我觉得摄影师不光是知道快门、构图、用光的那一种,还有一种摄影师,想捕捉万事万物的实相、真相,透过这些去探知更多有趣的东西。后来我就发现,其实我拍的一些照片里没有人,但它是更加神奇、玄妙的瞬间。我就觉得,我应该有一种另外的通路去了解这个世界。这是我这些年一直想做的,也正在做的事情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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